东西问·中外对话 | “全球化”概念首倡者:“统一的西方”概念已经过时了******
中新社柏林4月22日电 题:“全球化”概念首倡者:“统一的西方”概念已经过时了
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马丁·阿尔布劳(Prof. Martin Albrow)是西方率先提出“全球化”概念的学者之一,从事社会学职业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马丁·阿尔布劳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他是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社会学会荣誉副主席、全球中国学术院荣誉院长。阿尔布劳教授近年来的研究方向转向中国,已出版两本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专著。
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近期与阿尔布劳教授进行了对话。阿尔布劳表示,人类无法回到新冠疫情前的世界,但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围绕抗疫开展的大量合作本身就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
阿尔布劳认为,西方理解中国抗疫需要理解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的历史基础,以及中国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所汲取的治理智慧;中国的治理模式下,中央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这也造就了疫情下中西方表现的巨大差别。
针对中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崛起的问题,阿尔布劳认为,我们不应总是执着于旧式的地缘政治视角,而是更多地关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并且从国际社会的角度共同携手治理,进行对话与沟通,以引导新出现的技术向善,并管控风险。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彭大伟:您认为新冠疫情对全球化的发展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能否最终回到我们曾经熟悉的那个“疫情前的世界”?
阿尔布劳:简单地说,我的回答是“不能”。我们无法重回疫情暴发前的那个世界,这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无法回到过去。疫情让我们看到,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合作研究病毒、开发疫苗、交流信息,这就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至少在科学技术等领域。当前全球化的推动力来自于一种强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指向如何更好地通过技术控制住疾病、气候变化和实现军备控制等等。
彭大伟:我此前采访马丁·雅克先生时,他曾说,要想理解中国抗疫,西方最好去读一读孔子。西方是否应从中国的做法中获得借鉴?
阿尔布劳:在某种程度上,是的。我将儒家伦理视作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我认为与儒家相关的若干实践,尤其是强调读古书、通过教育提升社会地位等,至今仍对中国社会具有十分深刻影响的因素。西方不应忘记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是建立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之上的。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传统中关于一个人应当通过知识和教育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部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推动教育运动的政党,与纯粹的经济因素相比,它更重视文化价值、伦理因素。
西方理应理解中国传统中的这一关键思想。这意味着,当应对新冠大流行这样的灾难时,国家做的是去唤起社会价值中广泛的共识。中国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汲取了治理智慧。在这一意义上,我赞同马丁·雅克所说,我们永远不应忘记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的历史基础。
我想补充的是,除了历史传统外,中国共产党还从中央层级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推动力。基于此,中国的中央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尤其是借助现代技术的帮助后,这方面的管理效率之高(与西方相比)就更加突出。甚至在帝制时代的中国,这样的社会管理都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在疫情下,中国的表现和西方就有了巨大的差别。
彭大伟:您认为中国能真正实现和平崛起吗?
阿尔布劳: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其立论建立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层次差异之上。但我并不真正相信这一理论,这是因为我认为不同文化可以共存,而且以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共存,并相互交流。不同文化之间或许会出现争端,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差异性导致它们无法共存,共存是可能的。另一方面,至于“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与其说关注文化领域的现实,不如说更侧重于战略领域的现实。“修昔底德陷阱”关注的是这样一种事实,即“如果在一个单一世界里,有两方争夺主导权。那么要想避免爆发冲突,对双方而言都将变得十分艰难”。与文明的冲突相比,我认为第二种情景对世界构成更加真实的风险和威胁。
我并不认为我们未来一定会面临“修昔底德陷阱”。只要我们将精力集中在上述全球融合的领域,聚焦我们的共同之处,这就包括全球化的生活方式,一切能够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的文化成果。我认为这将胜过那些持续希望向外扩张、挑动冲突的群体和组织的影响力。
我更加担忧的是,由于某些偶然事件所引发的冲突和争端,例如人工智能的崛起,或是新型武器的发展。这是因为它们很容易就会发展到全自动的水平。各国在争夺新型武器的过程中也会卷入争斗。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风险,全世界都应该关注到这一风险。换言之,最大的风险不是地缘战略问题,而是新技术带来的后果。
彭大伟:假如真的要迎来“亚洲世纪”,西方已经准备好接受这样一个世纪了吗?西方会乐见亚洲成为世界中心吗?
阿尔布劳:我们所谈论的这个“西方”,其影响力目前看上去覆盖了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但“西方”绝对是在通向一个更加碎片化的方向。“西方”不会像美国人所希望的那样被视作一个整体。的确,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试图构建某种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联盟”,而这种做法已经近乎可笑了,因为拜登基本上是在邀请所有“不喜欢中国的国家”加入其中,而并不计较这些国家到底持什么政策、拥有什么政体。
我认为,“统一的西方”这样的概念已经过时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领导力如今在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正努力推动这些机制和组织聚焦于全球共同的目标,聚焦于务实的项目、为全世界树立榜样,正如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太阳能发电等诸多领域所做的那样。
中国不仅拥有作出重大决策所需的资源和政治体制,更能够迅速地作出决策、且将其付诸实施。这是中国相比世界其它国家所具有的一项比较优势。
彭大伟:您对中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有何看法?
阿尔布劳:中国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案例十分引人入胜。50年前,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能够被称为“福利国家”的要素。而在过去50年间,中国在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公共福利持续得到增长。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
因此中国是具备实现共同富裕的要素的。中国人口数量众多,且十分勤劳。与此同时,中国的政府明白应该经常地引导富裕群体去帮助那些在经济生活中不够成功的人群。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仅通过勤劳是不足以创造财富的,还需要有竞争。在这一方面,中国政府表现出了极大的智慧,将竞争放在一个符合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水平上加以管理。
彭大伟:过去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您对中国这十年的发展有何看法?最重要的进展是什么?
阿尔布劳:过去十年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更加广泛地代表了道德、社会和伦理层面的价值,更好地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社会意识(social conscience)。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更好地胜任这一角色,且这一角色越来越得到普遍的接受,正如近十年所发生的那样,那么(中国的)未来看上去是十分充满希望的。(完)
编者按:访谈全文收录在阿尔布劳新著《中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探讨共同的价值与目标》(伦敦:环球世纪出版社,2021年版),并在2022年伦敦国际书展面向全球推介。
东西问·人物丨球王贝利走了****** 中新社北京12月31日电 题:球王贝利走了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胡克非 ![]() 82岁的“球王”贝利,没能熬过2022年。国际足联有关贝利的页面是简短的一行标题:“The King of football”。 不久前,贝利还在病房里观看了卡塔尔世界杯决赛。在阿根廷队捧杯后,贝利在社交媒体中恭喜梅西,他写道:“今天,足球继续以一种激动人心的方式讲述着它的故事。梅西赢得了他的第一座世界杯,这是他应得的。祝贺阿根廷,迭戈(马拉多纳)现在肯定在微笑。” 世界杯期间,就已传出贝利健康情况持续恶化的消息。圣诞节前夕,贝利的子女全部从国外返回巴西,陪伴父亲共度最后的时光,巴西政府则已开始为贝利筹备葬礼。 北京时间12月30日凌晨,贝利走了。 ![]() 癌症、新冠和多脏器衰竭 70岁之后,贝利的身体就开始出现问题。 先是因为前列腺的问题入院治疗,不久后又发现髋关节坏死,进行了髋关节置换手术。 贝利术后拒绝康复治疗,只依靠轮椅和拐杖出行。由于缺乏运动,他逐渐出现了肌肉萎缩的情况,脊柱、臀部、膝盖都相继出现了问题。 由于诸多疾病导致的行动不便,几年前贝利被诊断患上了抑郁症,在家人陪伴和照料下,贝利的情绪得到了安慰,症状逐渐缓解。 但好景不长,2020年的一次例行体检中,医生在贝利身上发现了恶性肿瘤,位置在结肠处,但已扩散到肺部。 顶级医疗专家会诊后认为,贝利已错过切除肿瘤最好的时机。2021年9月,贝利还是接受了结肠肿瘤摘除手术,并仍需化疗巩固手术成果。 今年初,贝利再次被诊断出结肠癌扩散到肝脏和肺部。 11月底,因“全身肿胀”和“心力衰竭”,贝利再次被送进医院。随后,贝利的女儿埃德森·阿兰特斯·多·纳西门托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贝利此次入院治疗是因感染新冠,出现了呼吸道方面的问题。 世界杯进行期间,全球体育界都给予了贝利关心和鼓励。 ![]() 12月3日,国际足联在多哈湾上空部署了100多架无人机摆出“早日康复”的字样;在巴西队击败韩国队晋级8强后,巴西队队员集体在球场内拉起了支持贝利的横幅;多场比赛看台上的观众高唱“贝利,贝利”…… ![]() 12月底,为贝利诊治的医生表示,贝利的肾脏以及肺部都出现衰竭情况,仅剩心脏还有反应。 早在球员时代,贝利就摘除过一个右肾,他曾表示,是因为被对手撞击的次数太多,导致右肾发生病变不得不摘除。 很多人不知道,在贝利踢球的时代,足球场上并没有红黄牌制度,也不允许换人,所以贝利的职业生涯中,经常会遭受极为野蛮的犯规。正是出于保护贝利这样的天才运动员,在南美足球界强烈呼吁下,最终才形成了如今的红黄牌制度。 即便如此,贝利仍然深爱着足球。 足球之王 贝利16岁出战职业生涯首个赛季;17岁代表巴西队参加1958年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进球,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年轻的进球者;半决赛23分钟之内贝利完成“帽子戏法”帮助巴西队挺进决赛;决赛中梅开二度率巴西队成功登顶夺冠。在那届世界杯贝利出场4次打进6球。随后在1962年和1970年,贝利为巴西队三夺世界杯冠军,并为巴西永久保留雷米特金杯。贝利23岁时已在正式比赛出场242次打入319球,算上非正式比赛进球数已超过500球。 ![]() 由于历史和统计方式的不同,贝利的生涯总进球数一直是个谜。 贝利生涯仅效力于巴西俱乐部桑托斯和美国纽约宇宙俱乐部两支球队,按照各自的官方记载,贝利共在俱乐部打入680个进球,加上为巴西国家队打入的77个进球,总进球数为757个。 而《吉尼斯世界纪录年鉴》认定,贝利从1956年至1977年,在1363场比赛中打入1279个进球,由于贝利退役后还在纪念赛中打入两个进球,所以国际足联和南美足联一直认定贝利的进球总数为1281个。 贝利本人则认定,其在职业生涯中共打入了1283个进球。2013年贝利出版自传名为《1283》并且只发行1283册进行纪念。 事实上,无论哪一数据都难以让人感受贝利在足球场上的能力。他职业生涯有超过65%的比赛没有被影像记录下来,对足球爱好者来说,这是一个巨大损失。 贝利是世界足球史上稀有的全能球员,放在锋线上能拿出极好的进球能力,放在边路,其盘带、摆脱和过人能力也非常过硬,即使回撤到中路,也能成为最强的组织核心。更令人震惊的是,身高一米七五、司职前锋的贝利在桑托斯队竟有4次出场担任门将,在巴西队的一次友谊赛中也作为门将有过出场记录。 在贝利的巅峰时期,对手甚至需派出3-4名球员防守他。即便如此,贝利仍可轻松突围。足球在他脚下灵活自如,他就像是球场上的野兽,迅捷、凶猛。 如今,形容巴西足球风格,人们总会说“桑巴”,事实上,巴西足球传统风格叫“任加”(Ginga)。 那是一个起源于16世纪殖民时期的巴西传统文化,是一种防身术。灵活、敏捷、富于柔韧性和爆发力,上世纪中期,巴西足球运动员将“任加”带进了足球场,并认为那是巴西足球的标志。任加踢法最常见的动作包括杂技般的带球过人、倒挂金钩射门以及用大腿或背部传球。 1950年世界杯,巴西队在决赛输给了欧式足球风格的乌拉圭队,令很多巴西人认为,是时候放弃“任加”了。但贝利不同意。1958年世界杯,贝利不仅证明了“任加”的魅力,也让巴西足球看到了信心和未来。巴西人开朗自信快乐,极具表现欲的巴西运动员一代又一代地传承着“任加”。在本届世界杯中崭露头角的里沙利松、安东尼等年轻人身上,依然可看到“任加”的影子。如果没有贝利的坚持,巴西足球的风格一定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为足球,贝利做了一切 1977年10月10日,美国纽约宇宙队为贝利举行了盛大的告别赛,赛后贝利在队友和观众的欢呼中挥泪离场,结束了非凡传奇的绿茵生涯。 ![]() 退役后,贝利曾做过巴西体育部长,试图改变巴西足球混乱的赛制和腐败;曾出任联合国的大使,帮助各地贫苦少年通过足球重燃对生活的热爱;还曾在电影《胜利大逃亡》中饰演足球运动员刘易斯,重现了自己的倒勾绝技。 只要与足球有关的事情,几乎都可看到贝利的身影。在贝利看来,自己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足球,都是为了巴西,自己很快乐也很幸福。 2022年12月18日,巴西队遭到克罗地亚队淘汰后,贝利曾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其中说到,“如果你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那么你的机会会比别人更少、梦想也会更加遥远。他们的痛苦并不会比他人更深,但他们会受到更多人的评判,不是么?但与此同时,他们在胜利时的喜悦也要更多。” “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们对足球如此疯狂,也许是这项运动中我们友谊的集合所带来的爱;也许是进球那一刻的欢呼能让我们忘记生活中的一切烦恼,哪怕只有90分钟;也许是足球在对抗贫困、饥饿和毒品时所传递的爱,它存在于一个个小的社区之中,并组成了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就是这项美丽的运动所带给我们的,在巴西尤其如此。” 2020年11月25日,马拉多纳去世,得知消息后贝利曾第一时间表示,“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世界失去了一个传奇,我希望未来有一天,我们能一起在天上踢球。” 现在,马拉多纳应该已经见到贝利了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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